更新时间：2021-07-17 18:48
元禄文学，日本17世纪80年代至18世纪20年代的文学被称为“元禄文学”（1688~1703），这一时期的文学贯穿着现实主义的批判精神。主要成就是小说、俳句、戏曲。代表作家有井原西鹤（小说）、松尾芭蕉（俳句）、近松门左卫门（戏曲）。这一文化发展的高潮时期是五代将军纲吉(公元1646年—公元1709年)执政的元禄年间(公元1688年—公元1703年)，所以称为“元禄文化”，但广义上一般是指17世纪后期至18世纪初期的文化。
日本德川中期，随着地方性经济农业的蓬勃发展逐渐蔓延为全国性的元禄盛世，当时的江户人口已经高达一百万，全国人口也不断增长。经济的繁荣提高了商人的地位。在文化方面兴起了町人文化，这种以城市工商业者生活趣味为题材的文艺作品，反映了町人的成长和市民阶层新的自觉，多少具有反封建的自然主义和现实主义倾向。同时民众识字率也不断飙升，江户时代的民众教育水平是在全球封建国家中出奇地高的。科学方面积极吸收西洋兰学，在火器，文学，医学方面都有极大发展，为明治维新打下了雄厚的基础。
由前代的连歌发展为徘谐的诗体。德川初期，松永贞德(公元1571年—公元1653年)将和歌、连歌中不用的“徘言”(俗语、汉语)纳入徘句，他和大阪歌人西山宗因(公元1605年—公元1682年)的歌风一样，都很自由豁达，博得市民的赞赏。到元禄时代，由武士成为市民的松尾芭蕉(公元1644年—公元1694年)开创了蕉风徘谐，从语言到内容都打破传统的制约，把诽谐推向高雅的艺术境界，而且让发句单独使用，成了由17字音组成的短歌，广泛流传市民中。芭蕉为了创作诽谐，曾游历各地，深入体验生活，出现了像《古池蛙跃入水声》那样有名的诗句。他写下《奥州小路》等诽文(带徘句味的散文)纪行和《猿蓑》等大量俳句集。
出现称为“浮世草子”(当代风俗写实小说)的一种现实主义民众文学。它由“御伽草子”和“假名草子”发展而来，大坂商人平山藤五自号井原西鹤(公元1642年—公元1693年)，开创了这于新形式。正象这种小说以“浮世”(当代社会生活)命名一样，它以町人社会为主题。西鹤站在商人立场刻画市民的心理，嘲笑武士的道德。他认为人的创意与努力，比传统的权威重要；肯定人的欲望和爱情，着眼于商人享乐、营利和蓄财的活动。他以“好色”为名，大胆描绘人们对物欲和性欲的追求。如《好色一代男》、《好色五人女》、《日本永代藏》、《世间胸算用》等等，就是反映当时市民社会生活的所谓的“町人文学”。
创造和发展了“人形净琉璃”(木偶说唱戏)，日本民间古来就有木偶剧这种艺术，后来由于新的乐器“三味线”(三弦)的使用，产生了木偶剧与说唱故事——“净琉璃”[注66]相结合的“人形净琉璃”。这种民间艺术形成于16世纪元禄以后，由于大坂农民出身的说唱艺人竹本义大夫(公元1651年—公元1714年)作出了表现力非凡的乐曲“义大夫小调”，又由于当代戏曲作家近松门左卫门(公元1653年—公元1724年)写出了许多优秀的说唱脚本，如《国姓爷合战》、《曾根崎心中》等，使这种艺术达到极盛。后因歌舞伎发展，趋于衰落。18世纪末，大坂植村文乐轩复兴了用义大夫小调演唱净琉璃的木偶剧，他的弟子在公元1872年创办了“文乐座”。从此，净琉璃木偶剧这一古典艺术以“文乐”之名流传至今。 “歌舞伎”(舞蹈戏剧)，在元禄年间已从原来以舞蹈为主的民间艺术，发展成歌舞剧。同时出现了轰动一时的名演员，如京都的扳田藤十郎(公元1647年—公元1709年)和江户的市川团十郎(公元1660年—公元1704年)。近松门左卫门常为他们写脚本，以后配上了“净瑶璃”、“长四”等乐曲，成为融合舞蹈、音乐、戏剧、绘画的综合艺术。剧场也从原来简易的舞台，发展为设有楼座包厢的大型剧场，成为都市市民最大的文化娱乐场所。
产生了一种色彩鲜艳、图案抽象的新风格。当时为幕府和宫廷服务的狩野、土佐两派御用画，已失去它的生命力，由京都商人出身的傣屋宗达(?一公元1643年)和下一代的尾形光琳(公元1658年—公元1716年)开创了深受商人喜爱的色彩华丽的风俗装饰画，如光琳的代表作《燕子花图屏风》和《红白梅图屏风》等。公元1681年江户刺绣工人家庭出身的菱川师宣(公元1618年—公元1694年)开创了“浮世绘”(流行风俗画)，以妇女、演员、力士为题材，而美入画最为著称。这种画通过木板刻印，广泛普及于民间。此外，尾形光琳及其弟尾形乾山合创的彩瓷；柿右卫门(公元1590年—公元1660年)学习中国的“红绘法”，创造一种名“伊万里烧”的彩色瓷器(详见第十三章)；京都商人阿弥光悦(公元1558年—公元1637年)始作、尾形光琳加以完成的优美的泥金画漆器；京都宫崎友掸创始的绚丽多彩的友禅印花绸等等，都是在这个时期发展起来的工艺美术品。
还具有桃山时代豪华的遗物，如日光的东照宫(德川家康的庙)就是壮丽庙式建筑的典型。京都的桂离宫和修学院离宫属于幽雅的茶室建筑．为上层武士和豪商所欣赏。民间则流行武家书斋型的旧建筑样式，并出现了歌舞伎剧场等大型建筑物。
由于生产实践的探索和总结，这个时期日本创造和发展了本民族的科学技术。这个时期的自然科学总的来讲，它是合理精神发达，人们的思想从迷信和咒术中解放出来，通过实践对自然加深了认识。具体表现在实学——经验科学的发达。实学是与虚学(空的理论)相对而言，是一种具有现实性、实证性的学问。
在医学、药学方面，日本学者已开始据弃中国宋代以来医学中以阴阳五行来说明生病原因的唯心主义偏向，提倡“亲验宰试”，如贝原益轩(公元1630年—公元1714年)不仅是对德川封建统治思想提出大胆怀疑的思想家，而且是一个注重调查研究的本草植物学家。他以明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为蓝本，细心采集调查了日本300多种动、植物和矿物，并于公元1708年总结整理完稿，公元1709年出版了《大和本草》16卷。其中记载了千余种本草(中药)的性能、特征和效用，开拓了日本的本草学。同一时期的另一个本草学者稻生若水(公元1655年—公元1715年)也对日本的动、植物和矿物作了广泛的调查，并在收集大量资料基础上，编纂总数达360卷的《庶物类篡》，从而奠定了日本本草学的基础。后来他的门人丹羽正伯等人，又将这部巨著增补为1054卷，使日本的本草学有了更大的发展(参看第14章)
农业科学方面，更能体现出这个时代的精神，17世纪中叶出现了最早的农书——《清良记》(作者不详)，是用向领主讲述农业经营的形式写成的。但到了元禄年间，宫崎安贞(公元1623年—公元1697年)，在畿内、伊势、志摩等地进行调查和自己农事体验的基础上，编著了《农业全书》(公元1697年)，成为当时日本农学的代表作。全书共10卷，分为总论、五谷、莱蔬等类，并由贝原益轩校订，加上附录1卷，为日本后世农书的典范。
除上述两部普遍性的农书外，还出现了许多地方性的农书：①《百姓传记》，就东海地方的水稻栽培概述了气象、土质、农具、肥等。②《会律农书》，记述了寒冷、后进地区会津地方的水稻栽培。③《才藏记》，记述了纪州地方棉花栽培的知识。④《耕稼春秋》，根据加贺石川郡平原地区的水稻耕作，企图引进较高的技术。
与农业有直接关系的天文、历法和数学，在此期间也有新的发展。9世纪以来，日本一直沿用中国唐代的宣明历，但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与天象有一定差误的这种历法已不能适应社会的需要。于是日本的历学者安井算哲(后改姓涩川，号春海，公元1639年—公元1715年)在中国元代授时历的基础上，根据自己多年对天体的实测，创造了适合日本实际情况的“贞享历”，于贞享元年(公元1684年)为幕府正式采纳。这样，日本便第一次产生了本国的历书。另外，日本的数学家吉田光由(公元1596年—公元1672年)写了《尘劫记》，这是公元1627年在改编中国明末算术的基础上产生的通俗日用数学书。后来，“大和算家”关孝和(公元1642年—公元1708年)著述了《发微算法》，进一步发展了代数方程式、微分积分原理和正多角形的算法等等。它不仅集和算之大成，在当时世界数学领域内也是难得的成就。
随着社会结构的变化，不仅同市民生活直接有关的文化科技呈现了新气象，同时在幕府保护下，长期影响着武士和平民的儒家思想，也从内部产生了批判和改造它的动向，出现了几个朱子学说的反对派。 (1)阳明学：儒者中江藤树批评朱子的“知先于行”思想流于空洞说理，坚持王阳明的“知行合一”学说。但阳明的“行”只是指“一念”上的自我修养，受禅宗“顿悟”(指“破除杂念，顿然觉悟”之意)说的影响，和社会实践毫无共同之处。据说藤树晚年读阳明书，“顿悟”而放弃武士籍，从事教育。其弟子熊泽善山反对幕府的憎越和参觐交代制的浪费，主张武士移居农村采邑，实行农兵制，为尊皇思想作了准备。因而触怒幕府及藩主，被幽禁于古河，数十年而无忧色。
阳明学派以主观唯心主义思想鼓励武士杀身报主，这种愚勇精神本质上是封建反动的。但明治维新前后，他们代表下层武士和广大平民的利益，同代表封建领主的上层武士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发生过积极的作用。如大盐中斋(即大盐平八郎)、吉田松阴等都是发动起义的阳明学派志士。
(2)古学：古学派打着复古汉学的旗帜，提倡实践的道德，从朱子学里解放出来。朱子学是代表封建地主阶级的正统思想，古学派则是代表中小地主阶级的异端思想。这一派的创始人山鹿素行早在公元1665年就认为朱子学和阳明学都不是孔孟的真精神，提出直接追踪孔孟经典，恢复先秦懦学本来面目的主张(《圣教要录》)。因而他被幕府流放到赤穗藩。另一个创始人京都町人出身的伊藤仁斋也从同样立场著《论语古义》的注释书7卷，反对朱子学。朱子学主张有德者能治国，仁斋则认为可以脱离政治来树立道德，以“人情”讲解道德。著名学者获生狙袜也主张政治和道德分开，以科学态度治学，反对朱子学派的空谈性理，坚持学习历史或“事实”。他看出幕藩体制的危机，但无法认识，只能根据儒家经典，讲求“经世之学”(经国济世的学问)。在《政谈》一书中，他指出改革幕藩政治是匡时救世的要务，但改革必先研究古文辞、阐明古代典章制度，然后通过将军的“作为”，重建“先王之道”的封建秩序。这种思想方法阻碍了古学派的前进。其弟子太宰春台更关心政治经济，思想开阔，主张促进商品货币经济，顺应了当时的潮流。
(3)前期国学：国学派继承了古学派的复古主义精神，但把重点转向日本古文学和神学。这一学派在中世纪研究日本古典文学——和歌的基础上，力求从宋明理学、佛教道德和中国传统文学形式(“汉意”)中解放，恢复日本古文学所独具的本性，发露真实的感情(“情”、“大和心”)。大扳的僧人契冲(公元1640年—公元1701年)精研并注释古代和歌集成的《万叶集》，主张根据日本古语的原义，排斥从来儒佛道德观对和歌的解释，确立了国学的方法。但作为独立的学派则开始于荷田春满。
德川时代日本史学有显著的进步，尽管当时学问受官学(朱子学)统治，但和早中期封建社会被神话、帝王家谱或故事充塞的文书相比，则后期封建社会的“近世文学”已多少具有合理主义和实证的精神。
林罗山及春斋、春德父子著《本朝通鉴》[注70]，站在儒学大义名分立场，拥护武家政权。林罗山以继承中国史学传统——《春秋》“据事直书，而善恶自见”的态度自居，虽标榜以六经为本立论，却努力策集诸侯、神社、旧家族的遗文日记等作为依据，表现尊重事实；在有关国际的史事上，参照中、朝两国史籍；神道观上，力辟神否混合的“本地垂迹”说，使它理性化，对神代的叙述，只罗列系谱，不表示看法。林家史学总的是在封建理学和武家史观的指导下，重视史实，讲求考证，排斥宗教(佛耶)迷信，关心政治制度和沿革地理，倾向实践，具有一定的客观精神。
德川时代另一修史事业是水户藩主德川光国(公元1628年—公元1700年)和一部分朱子学派儒者主持编纂《大日本史》。光国于明历3年(公元1657年)设史局“彰考馆”，继续200余年，才完成了这部巨著。《大日本史》着重史实考证，对史料典据注释谨严。全书标榜朱子学的正统论，强调“大义名分”[注72]观点。这种尊王斥霸的精神，以后成为“水户学”的学风，由此影响了幕末的维新运动。
元禄时代的政治家新井白石(公元1657年—公元1725年)，“不论在自传文学或作为近代学术性研究的国语学、国史学及洋学方面，都作了创造性的开拓工作。他力求摆脱不敢正视现实的排外自大思想，以达到日本人在世界地位上实事求是的自我认识。”[注74]新井白石在史学上的贡献，首先在敢于从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中发现其演变的阶段性。他在《读史余论》中，按照日本封建时代政治变革的性质，提出了“王朝九变而为武家之世，武家之世五变而至德川氏”的历史理论，将今天史学中上古、中世等概念都用于历史时期的划分，这和单纯编年体或记事本末体的旧历史编纂学大不相同；其次，对史料力主求真求博。他不但引用参考了日本大量的史料，还利用中国、朝鲜史书中有关日本的记载，甚至从西方国家采择资料；第三，他解释史料，突破过去用汉文解释的旧习，阐明日本古今语言的变化，以至某些东西方国家语言成为国语的过程；第四，白石的《古史通》等书，表现了他史学思想的合理性——逻辑性。他批判了从来儒家道家的历史观，说：“史者，据实记事，以为世之鉴戒者也。”[注75]他也反对神道教的解释历史，说：“神者人也，我国习俗，凡所尊敬之人皆为神。”他把神代史中的神话看作人事，不盲从曲解。因此受到水户家的排斥，终至被幕府辞退。由此看来，日本史学在明治维新前已因白石的出现而达到接近突破封建史学的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