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田民 (1912～1991)，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原名崔逢吉。陕西省绥德县人。出身于贫苦农民家庭。1927年9月在绥德县立第一高小读书时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8年6月转入中国共产党，在白色恐怖下，他积极从事革命活动，发展党团组织。因组织学生罢课、罢考、闹学潮，被校方开除学籍。回到家乡后，以教员身份为掩护，创建了被称为陕北革命堡垒的铁茄坪党支部以及王家沟、定仙墕党支部和雷家崄、石家沟、林家寨团支部，参与组建了中共绥德南区区委和绥德中心区委，并担任区委委员、共青团区委书记。

1933年7月，在中共陕北特委第四次扩大会议上被选为特委委员，参与了陕北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工作，成为陕北革命根据地的领导人之一。他十分重视农民武装斗争，主持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第二支队，并注意在民团、白军中开展兵运工作，发展党的组织。在第一次陕北省苏维埃代表大会上当选为苏维埃政府副主席兼土地部部长。并任保卫局局长、国民经济部部长，参与创建陕北苏区。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五军团成立后，调第七十八师任政治委员，先后参加了直罗镇战役、横山战役以及东征、西征、山城堡战役。

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第一一五师三四四旅六八七团政治处主任、政治委员，第六八九团政治委员、三四四旅政治部主任，参加了平型关战役、温塘战斗和粉碎日军对晋东南的“九路围攻”。1939年4月，部队挺进冀鲁豫地区，先后任第三四四旅兼冀鲁豫支队政治部主任。1940年2月，任冀鲁豫边区军政委员会书记、行署副主任、军区政治委员和八路军第二纵队政治部主任、政治委员。1941年4月，日军集中日伪武装万余人，对冀鲁豫抗日根据地发动了大规模“扫荡”，崔田民运用灵活的战略战术同日伪军进行斗争，终于避开敌人合击，分路突围，并摧毁日伪军据点多处，巩固和发展了冀鲁豫抗日根据地。同年7月，任冀鲁豫军区司令员，一年后改任军区政治部主任。他不论担任什么工作，都能严于律己，顾全大局，联系群众，谦以待人。1944年1月，被调到延安中央党校学习，并参加了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

解放战争时期，任晋冀鲁豫军区第一纵队政治部主任、冀南军区政治部主任，参加了邯郸战役、保卫承德、保卫张家口和鲁西南等战役。1948年，先后在中共中央华北局党校、华北人民革命大学工作，为新解放区培养了大批干部。1949年9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兵团副政治委员，在十分困难的情况下，积极协助滕代远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开展工作，完成了2000多公里铁路的抢修抢建任务，有力地支援了前线作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于1950年任中国人民志愿军铁道兵团副政治委员，完成了抢修抢建铁路的任务。1954年回国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兵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和王震司令员亲赴南宁，现场指挥，用10个月时间，建成全长315公里的黎湛铁路。随后又率部抢修了全长近700公里的鹰厦铁路，提前一年完成了通车任务。后历任高等军事学院速成系班主任兼政治委员、铁道兵政治委员、顾问，第二炮兵顾问。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是第三届全国国防委员会委员，第四、五、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共产党第七、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和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特邀代表。1982年离职休养。1991年11月16日在北京逝世。

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1957年9月至1968年9月任铁道兵政治委员。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是第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第四、五、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共产党第七、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1988年7月被授予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1927年蒋介石公开叛变革命，制造了举世罕见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陕北军阀井岳秀遥相呼应，紧密配合，派兵封闭了进步的学校绥德第四师范，到处搜捕共产党人，残酷地镇压革命运动，白色恐怖笼罩着整个黄土高原。陕北早期的党、团员，有的被捕入狱，有的惨遭杀害，有的畏难消沉，还有的自首叛变，革命暂时处于低潮。

在这危难关头，还在绥德第一高等小学上学的年仅15岁的崔田民挺身而出，于同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次年转党，冒着血雨腥风，勇敢地走上艰难的革命征程。崔田民组织学生闹学潮驱逐反动校长，引起反动当局的注意，井岳秀派来一连白匪军，把一高团团围住，要抓领头闹学潮的学生。在同学们的掩护下，崔田民离开了学校。他回到家乡铁茄坪后，在本村小学当了教师，以教员的合法身份作掩护，同失散的党员、团员取得联系，秘密发展党团员，建立基层党，团组织，开展农民运动，着手组织武装斗争。1933年召开的陕北特委第四次扩大会议，选举崔田民为特委委员。1933年8月5日，崔田民在清涧县王家山组建了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第2支队，罗永宽为支队长，高朗亭为政委。将崔正冉、王巨德从白军哗变出来的士兵手中缴来的三支自来得手枪，交给第2支队，作为游击队的武装。崔田民说：“要搞武装斗争，光靠这三支枪是不行的。我们要用手中的大刀长矛，夺取敌人的枪支来武装自己，动员群众，组织群众，壮大自己，消灭敌人。”同时宣布了红军游击队的纪律。游击队成立以后，立即开展了对地方反动势力和土豪劣绅的武装斗争。同年9月，特委组织特务队。崔田民对第2支队的同志们说：“保卫特委机关很重要，把手枪送给特务队，我们再从敌人手里夺。”便派高朗亭、罗永宽给特委送去了手枪。第1支队从安定南下，与第26军第4团配合，打了几个漂亮仗。返回安定后于11月20日攻打秦树坪失利，退回安定。因队员失散很多，难以立足。遂将枪支埋藏，队员疏散。

崔田民得知这个消息后，立即派崔正冉、张爱民、李相海等同志，前往安定恢复第1支队。几个游击队员化装成江湖卖艺的，与黄湾楼的黄秀英接上关系，去景家坪取出第1支队埋藏的13支枪，而后返回清涧东区。1933年农历腊月初八，清涧县解家沟正遇集会。崔田民在距解家沟不远的王家山村王巨德家里召开了弟1、2支队联席会，作出了袭击腊八会的决定，并进行了周密部署。这天傍晚，清涧东区的地方豪绅聚集在地主高潘家里，正七嘴八舌地争论着征收粮款的事。第1、2支队的游击队员，在赤卫队配合下，突然闯入会场，抓住了高潘等地主豪绅和催粮的衙役共10人。游击队的负责人，宣布了他们的罪行，并贴了布告，当即处决。其中一个被砍了一刀，未被砍死，游击队撤走后，他苏醒过来跑了，这就是当时流传四方的红军在解家沟腊八会上杀了九个半地主豪绅的故事。

自此之后，清涧东区、绥德南区的土豪劣绅再也不敢横行霸道逼租收税了。第2支队又在赤卫队的配合下袭击了店子沟李成善的民团，缴枪10余支，开辟了绥德南区、清涧东区、延川东区游击根据地。袭击腊八会后，崔田民将崔正冉、张承忠所带的第1支队，派回安定，开辟游击根据地。1934年1月，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派驻西北军事特派员谢子长回到陕北。崔田民听说谢子长抵达清涧东区，立即派第2支队武装护送回安定。谢子长回到安定后，先将疏散回家隐蔽的干部谢绍安、李盛堂等集中在一起，又找到了一些疏散回家的游击队员，取出了埋藏的6支枪，很快又和崔田民从清涧派回安定的第1支队会合。3月8日正式恢复了红第1支队。谢子长任命李盛堂为支队长，贺晋年为政委。从此这支游击队就在谢子长领导下，在安定、清涧、绥德一带，开展革命游击战争。

1934年3月，崔田民和郭洪涛研究进一步开展武装斗争，建设游击根据地。崔田民找来崔正冉，对他说：“把你去年组建的游击队拉出来，扩建个游击支队。”崔正冉到王家沟，把队伍带到苏家圪坨。3月8日，郭洪涛代表中共陕北特委宣布：“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第5支队”正式成立，任命崔正冉为支队长，马万里为政委。4月，在佳县神堂沟召开了陕北特委党团联席会议。崔田民和崔田夫、马明方、郭洪涛、张达志、李铁轮等同志经反复研究，提出了创建一师红军的奋斗目标，并决定实行土地分配，建立苏维埃政权，扩大革命根据地。会后，崔田民去清涧、神府地区巡视工作，组织群众保卫麦收，并将神府的第3支队扩编为红3团，成立了神府革命委员会。5月，陕北军阀井岳秀第86师及各县民团1.5万人，对陕北革命根据地进行第一次“围剿”。敌人用分兵合击的办法，到处烧杀抢劫，企图摧毁根据地，消灭游击队，巩固其反动统治。他们把崔田民的大哥，崔田夫的妻子、儿子，崔文运的儿子等革命家属抓去，关在绥德的大牢，受尽非人的残酷折磨。崔田民从神府回到白色恐怖笼罩着的绥德南区。在那血雨腥风的日子里，他冒着生命的危险，走遍了南区的每个村庄，抚恤慰问烈士家属，号召党、团员化悲痛为力量，更加坚强地和敌人进行斗争。并组织群众坚壁清野，积极配合游击队，粉碎敌人的反革命“围剿”。7月8日，在安定县的阳道茆，成立了陕北红军游击总指挥部，谢子长任总指挥，郭洪涛任政委，贺晋年任参谋长。率领第1、2、5支队，一举攻克安定城。7月23日，谢子长率红第26军第3团和陕北游击队第1、2、5支队，三战三捷，粉碎了国民党的第一次“围剿”。是年冬，崔田民、马明方等特委委员分赴各地，发展革命武装，建立红色政权，至年底，红军游击队已发展到26个支队。游击根据地的各级苏维埃政府，也普遍建立起来。1935年1月，崔田民在安定县白庙岔，筹备并主持召开了陕北革命根据地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到会代表百余人，大会开了三天，1月15日胜利闭幕。成立了陕北省苏维埃政府，选举马明方为主席，崔田民、霍维德为副主席。

1月30日，陕北特委在白庙岔宣布将陕北红军游击队，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27军第84师。陕北红军的迅速发展壮大和苏维埃政权的建立，使国民党统帅部也为之震惊。蒋介石调集了6个师，30个团，约5万人的兵力，对陕北根据地进行第二次“围剿”。“围剿”的战略重心是安定、绥德、清涧。这次“围剿”，完全照搬对红军中央苏区第五次“围剿”的一套办法，采取分割“清剿”、逐区蚕食的方针，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战术。同时组织“还乡团”、“铲共义勇队”，辅之以政治欺骗宣传，推行保甲连坐法，并实行严密的经济封锁，企图彻底摧毁陕北革命根据地。在第二次反“围剿”的斗争中，崔田民按照陕北特委总结的土改试点经验，在全省进行了土地分配，并且与马明方一道，及时纠正了土地分配中的一些偏向。

经三个月的奋战，4月底完成了全省的土地革命，从而大大激发了广大农民的革命热忱，为取得反“围剿”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第二次反“围剿”斗争中，崔田民派去搞兵运工作的石厚刚、雷维烈在横山县石湾的战场上，击毙敌连长，率士兵前线倒戈，对这次战争的胜利起了很大作用。第二次反“围剿”的胜利，使陕北和陕甘边连成一片，形成了西北革命根据地，为中央红军到达陕北，提供了立脚点。这是西北人民对中国革命的伟大贡献！徐海东、程子华率领的红25军于9月15日到达永坪镇，受到陕北根据地郭洪涛、马明方、崔田民等党政军领导干部和群众的热烈欢迎。粮食、猪、羊、红枣、鸡蛋源源不断地送到红25军驻地，慰问战士。

10月22日，第1、2、4方面军会师会宁城，三军大会师，是三个方面军广大指战员的共同心愿。三支劲旅经过长途跋涉、艰苦征战，终于从四面八方汇合到一起来了。三军汇师后，彭德怀亲自指挥了山城堡战斗。胡宗南部第1军、孤军冒进，尾追红军。红三军主力早已集结于山城堡，严阵以待。11月20日，胡宗南部第1军第78师刚进入山城堡，彭德怀司令员一声令下，红1军团由南向北，红15军团由北向南发起猛攻。崔田民、韩先楚率第78师奋勇向前，第2方面军策应各部，第4方面军正面攻击，激战至21日下午，战斗结束，歼敌第78师一个旅又两个团。山城堡战斗，是三个方面军会师后的第一仗，也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最后一仗。这次战斗的胜利，扫除了红军进入陕北的最后障碍，巩固了陕甘宁革命根据地，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创造了条件。

1937年7月7日，日本悍然制造“卢沟桥事变”，大举进犯中国，在这国难当头、民族危亡之际，在中国共产党的努力下，形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8月25日，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命令，宣布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朱德任总司令，彭德怀任副总司令，第15军团编为八路军第115师第344旅，崔田民任第344旅第687团政训处主任，后改任政委，奉命东渡黄河，开赴抗日前线。

9月23日，第344旅进入平型关东南地区上寨、下关一带隐蔽待命。师部召集全师干部开会，林彪师长作了动员，聂荣臻副师长宣布了战斗部署。第687团的任务是到平型关北面截断敌人之退路。24日晚，崔田民与张绍东团长率第687团向平型关北开进。天下着倾盆大雨，干部和战士都没有雨衣，任凭秋雨湿透单薄的军装，沿着崎岖的山路向前行进。突然咆哮的山洪从沟里冲出来了，水势凶猛，大家只得把枪和子弹挂在脖子上，手拉手，从激流中淌过去。经过大半夜艰苦行军，拂晓前赶到阵地，崔田民向战士们作了战前动员，便和经过一夜风雨侵袭的战士们，忍受着饥饿和寒冷，趴在冰凉的阵地上隐蔽着。

这时，沟里传来了汽车的马达声，进犯平型关的日军坂垣师团第21旅团已进入了平型关北的山沟里，前面是100多辆汽车，接着是200多辆马车，除军用物资外，车上坐满了戴着钢盔的日本兵，再后面是驮着九二式步兵炮的骡马和骑兵。车马连成一线，马达声和马蹄声充斥在山沟间。日寇南下以来，一直没有遇到过抵抗，所以虽是辎重部队，仍然毫无顾忌地如入无人之境，大摇大摆地走着。清晨7时，日军已全部进入了伏击圈，师部下达了攻击命令。

立刻，巨大的冲杀声响彻山谷，八路军战士居高临下，向日军展开猛烈袭击，一开始就把日军的指挥系统打乱了。山沟里汽车撞汽车，人挤人，非常混乱。八路军战士勇猛地向公路冲击，同敌人展开了短兵相接的白刃肉搏战。不出师首长所料，日军残部集中火力向八路军687团阵地扑来，企图突出包围圈逃命。张绍东团长一声令下，子弹象急雨泼入敌群。日军的第一次反扑被打退了。一会儿，日军又组织第二次反扑，韩振纪副团长率先跳出工事，高呼：“同志们冲啊！”全团战士冲出战壕，如猛虎下山，势不可挡。日军在八路军第687团和第686团两面夹攻下溃不成军。这时，崔田民发现韩振纪副团长负伤了，马上叫卫生员给他包扎伤口，他带着战士向企图顽抗的日军冲了上去。激战到中午，战斗胜利结束。进犯平型关之日军除突破阎锡山部队负责阻击的东跑池防线逃掉的外，其余全部被歼。平型关战斗，八路军歼灭日军坂垣师团第21旅团1000余人，打破了“日本军队不可战胜”的神话，粉碎了亲日派“抗战必败”的谬论。平型关大捷，是八路军出师华北前线打的第一个大胜仗，也是中国抗战开始以来的第一个大胜仗。它雄辩地说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确有战胜任何敌人的勇气和力量，使全国人民看到了民族之希望，增强了抗战的决心和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