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4-08-13 15:25
明世宗并不是明武宗的儿子,也不是明孝宗的孙子。明武宗由于沉溺酒色,过早地丢掉了性命,没有留下任何子嗣。而明孝宗则是单传,只有明武宗一个孩子,因此,明孝宗一脉到明武宗驾崩时便断了香火。
首辅杨廷和建议皇位继承人应该从最近支的皇族中挑选,明宪宗的第四子兴献王朱祐杬、也就是明孝宗朱祐樘的弟弟是最接近皇位的人,然而,当时兴献王已经病逝,所以由兴献王长子朱厚熜继承皇位。
明武宗血缘关系最近的朱厚熜就是在这样的机缘巧合下登上了明朝的政治舞台。当时他还就藩安陆(今湖北钟祥),闻讯后立即从安陆出发,赶往北京。正德十六年(1521年)四月二十二日,朱厚熜即位,是为明世宗,年号嘉靖,又称嘉靖帝,为明代第十一位皇帝,时年十五岁。
封建帝王的家世脉络是需要非常清楚,跟前皇帝必须形成直系的关系,这样才表示一脉相承。朱厚熜与明武宗朱厚照同辈份,如果他要有继承皇位的资格,就必须先过继给明孝宗为子。
正德十六年(1521)五月,按照内阁大学士杨廷和、礼部尚书毛澄的意见,明世宗宜称孝宗为“皇考”,改称兴献王为“皇叔父兴献大王”,兴献王妃为“皇叔母兴献王妃”;对兴献王和兴献王妃,明世宗一律称“侄皇帝”;益王第二子朱厚炫,继兴献王后,袭封为兴王。这样的安排,就等于将兴献王朱祐杬惟一的儿子朱厚熜过继给明孝宗为子而正式成为明武宗的弟弟,以继承皇位,再将益王的儿子朱厚炫过继给兴献王朱祐杬,继承王位。
此时明世宗的亲生父亲已死,知道自己将要过继给伯父明孝宗为儿子,这位十五岁的少年他认为自己是兴献王朱祐杬的儿子,不是明孝宗的儿子,无论如何也不肯让步。明世宗回答说:“事体重大,再讨论说来听。”显然,明世宗无法接受自己称自己的亲生父亲和母亲为叔父、叔母,而称呼根本没有过继手续的伯父为父亲。但是,礼部尚书毛澄等人的复议依旧坚持前议,并且高唱“为人后者为之子,自天子至于庶人一也”的高调。明世宗的批复依旧是要礼臣们再去讨论。也许,他需要等待,等待一些人站出来为皇帝讲话。
正德十六年(1521)四月二十七日,明世宗下诏,令廷臣议其生父兴献王朱祐杬主祀及封号,大礼之议自此始。朝中大臣分成了两派,护礼派反对加尊号,议礼派支持加尊号。两派互相争论,各自引经据典,煞是热闹,到最后演变成一场声势浩大的政治斗争。
新科进士张璁上疏,针对“为人后者为人子”的说法,指出如果兴献王健在并且即位的话,难道兴献王也要做孝宗的儿子么?认为朱厚熜所继承的大统,实际上是太祖之统,是来自祖父明宪宗的。而且,张璁说:“要迎养圣母来京,称皇叔母的话,就要讲君臣之义了,难道圣母要做皇帝的臣子?且长子不得为人后!”这一番议论,在明世宗听来,自是高兴,说:“此论一出,我们父子就可以保全了。”
但是,在大臣们看来,张璁的议论无疑是奸邪之论,意在讨好皇帝。因此,纷纷上疏要求惩办张璁及其同党桂萼。但是,明世宗好不容易找到支持他的人,并没有惩办。于是,他不久后即命张璁、桂萼两人进京与京城的大臣们来议礼。大臣们自然是极力阻挠二人入京,一方面与皇帝妥协,一方面攻击张璁和桂萼两人心术不正。这样,围绕着议礼这一事件,朝臣中已分成两派:一派是以张璁为首的主张尊奉兴献王为皇考的;一派是以杨廷和为首的主张尊奉孝宗为皇考的。
从两派的力量对比来看,自然在初期杨廷和占据着极大的优势。内阁大学士们、各部的尚书以及科道的言官们,几乎都是与杨廷和同一主张的。明世宗这时刚刚即位,羽翼尚未丰满,还不敢过分地专制。大臣们也动辄以辞职相要挟。就在正德十六年(1521)的十月,礼部尚书毛澄、大学士蒋冕就先后要求辞职,明世宗因为还缺乏多数朝臣的支持,还只能温旨挽留。但是,正德十六年(1521)九月的一次事件,也许初现了明世宗专制的苗头。该月,礼部主张用王妃的礼节来迎接到京的兴献王妃。但是,明世宗明确地表示不同意,下诏用“母后仪驾”,由大明门入。
整体看来,这一时期朱厚熜与杨廷和等大臣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博弈。双方相互妥协、要求,试探对方的底线。有时,明世宗几乎就像是在哀求了。正德十六年(1521)的十一月,明世宗对杨廷和等人说:“你们所说的意思我都明白,但是,我的哀哀之情不能自已,罔极之思亦无方。可承朕命以表衷肠,慎无再拒,勉顺施行。”意思说,请你们就接受我的命令不要再拒绝了吧,勉勉强强实施就可以了。在当时,明世宗的要求比较简单,就是不能称自己的父亲为“叔父”。嘉靖元年(1522年)三月,明世宗勉强接受称兴献王为兴献帝显陵“兴献帝”、称兴献王妃为“兴国太后”的做法。议礼诸臣如张璁、霍韬、熊浃等人被以各种理由放到外地去做官,只剩下皇帝一个人与整个文官政府抗衡。
但是,朱厚熜在长达一年的与诸臣接触中,也许早就明白皇帝之尊贵及专制的力量。所以,嘉靖元年(1522年)十二月十一日,皇帝传谕:“兴献帝、后皆加称皇字。”也就是要称兴献帝为“兴献皇帝”,称兴献太后为“兴国皇太后”。但是,毛澄等人坚持“兴献帝不宜加皇号”,抗疏力争。朱厚熜派太监去见毛澄,向毛澄长跪叩头。毛澄吓了一跳。太监说:“这是圣上的意思。圣上说:‘人谁没有父母,为什么使我不能尽表尊崇父母之情?一定要请你改变主张!’”毛澄愤然说:“老臣虽糊涂,但不能让礼法在我手上破坏,只有一去不参加议礼罢了!”于是坚持辞去礼部尚书一职。事情到嘉靖三年(1524年)正月,又有南京刑部主事桂萼上疏请求改称孝宗为皇伯考,称兴献帝为皇考。这一主张等于是否定了明世宗继嗣明孝宗的说法,比当初只要求尊崇亲生父亲的主张又前进了一步。从而,在朝廷中再掀轩然大波。
由于明世宗的支持,议礼派的队伍也在不断扩大,双方的斗争也日趋激烈。嘉靖三年(1524)七月,明世宗命去除“本生皇考恭穆献皇帝”中的“本生”二字,遂引发了反对皇帝过度尊崇亲生父亲的哭门事件。由于议礼派逐渐占据上风,护礼派群臣决定集体向皇帝进谏。
杨廷和的儿子杨慎对众臣说:“国家养士一百五十年,仗节死义,正在今日。”嘉靖三年(1524年)七月,包括九卿二十三人,翰林二十人,给事中二十一人,御使三十人等共二百余人的庞大队伍,集体跪在左顺门外,大呼太祖高皇帝、孝宗皇帝。哭声、喊声震天。
明世宗此时正在靠近朝堂的文华殿斋戒,他听说左顺门外有骚动,立即派几个太监去让群臣散去。但是群臣推说他们没有得到书面的诏令便拒绝离开。但当诏书随要随有时,群臣仍然拒绝走开。于是明世宗立即下令锦衣卫将翰林学士丰熙等8人逮入诏狱。一时群臣情绪更加激愤。左顺门前出现混乱,杨慎等人于是撼门大哭,一时“声震阙庭”。明世宗大怒,派人将员外郎马理等五品以下官员一百三十四人逮入诏狱拷讯,四品以上官员八十六人姑令待罪。一时间锦衣卫从四面八方围来,左顺门前血迹斑斑。这些血迹清楚地表明了十八岁的明世宗的旨意是不能被逆转的。
左顺门事件五天后,被逮捕的大臣受到了处罚。四品以上夺俸,五品以下受杖,受杖者一百八十多人,其中十七人被创死亡,另八人编伍充军。杨廷和已经在这之前被迫辞官,所以未受其害。但是,朱厚熜余怒未息,命将杨慎、张原等纠集者实行廷杖。张原当时即被杖死,杨慎等或削职为民,或充戍边疆。这件事,当时也称为“大礼狱”。
到嘉靖三年(1524年)的三月,皇帝与大臣之间达成了和局:尊称世宗的亲生父亲为”生皇考恭穆献皇帝”。这回皇帝似乎也满意了,也命张璁等人不要再来北京议礼了。但是,对于张璁和桂萼二人来说,深知当初这样的议论就犯了众怒,如果不弄垮反对派,势必在朝廷无法立足。
于是,张璁等人又向皇帝上了一道奏疏。大意是说:“称自己的父亲为‘本生皇考’,其实还是把自己当作是伯父孝宗皇帝的儿子,与称自己的父亲为‘皇叔父’其实没有多大区别;那些大臣们表面上是尊重了您的意见,其实暗地里还是割裂了您作为儿子对父亲的孝情。”皇帝看了这道奏疏,也不再和大臣们商量了,就下诏:“萼、璁来京。”这个时候,当初反对皇帝最激烈的几个大臣如毛澄、杨廷和、蒋冕,或者死了,或者致仕回家了。
张璁、桂萼入京,掀起了大礼议的又一个高潮。只不过这一次,是议礼派在皇帝的支持下人数越来越多,完全占据了上风。据说张璁、桂萼一入京,明世宗就授他们为翰林学士。翰林中的其他官员竟然纷纷请求辞职,以表示不愿与张璁、桂萼二人同事的决心。
嘉靖三年(1524)九月,定大礼,称孝宗为“皇伯考”,昭圣太后张氏为“皇伯母”;称恭穆献皇帝为“皇考”,章圣太后为“圣母”。
明代士大夫的风骨和气节,在这一事件中表现得非常强烈。但是,这一事件同时也使“衣冠丧气”,而张璁等人气势极为嚣张,议礼一事亦沿着议礼诸臣的主张越滑越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