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化四年（1468年），陈献章再次进京参加科举，却因为试卷被扔进水里而第三次落第。史家未有确凿的证据，但此事应该与尹曼有关。当时京城中的贩夫走卒都为其鸣不平，但陈献章却只是一笑置之。不久后又一次归乡，途中取道南京，拜会了罗伦、庄昶、章懋等人，又过清江，看望老师吴与弼。南归后的陈献章继续做学问功夫，开门讲学，门人弟子从游者愈众，其思想体系也逐渐形成。

成化六年三月十一日（1470年4月12日），翰林院编修陈音上书举荐陈献章担任台谏官，明宪宗不同意。

成化十七年（1481年），重修后的白鹿洞书院派人邀请陈献章担任山长一职，但被其谢绝。

成化十八年（1482年），广东左布政使彭韶向朝廷上书，言其为醇儒，若朝廷不予录用，实在是一大遗憾。于是陈献章应召再次赴京，次年抵达。极具声望的陈献章又一次受到了京城官员的欢迎，但任职之事却最终没能实现。因为任职之前仍需要考试，陈献章体弱多病，在路上已经染病，到京后病情加重，不得不申请推迟考试。后来带病参加考试，不得不再次推迟。这时他得知母亲身体抱恙，于是向宪宗皇帝呈上《乞终养疏》。宪宗皇帝于成化十九年九月四日（1483年10月5日）授予陈献章翰林院检讨的官职，批准回乡。此后，陈献章继续在家乡讲学、会友，其弟子科举高中，入朝为官者越来越多，但他本人却再也没有进京。

弘治十三年二月十日（1500年3月9日），73岁的陈献章离开人世，去世的前几天令弟子焚香，着朝服戴朝冠，面北五拜三叩首，口念“吾辞吾君”。

隆庆元年十月十五日（1567年11月15日），户科都给事中魏时亮请求将陈献章从祀孔庙。

万历元年七月十九日（1573年8月16日），明神宗下诏修陈献章家祠。

万历十二年十一月十八日（1584年12月19日），明神宗下诏陈献章从祀学宫（孔庙）。

万历三十六年十二月十九日（1609年1月24日），礼部请求为陈献章补谥，明神宗同意了。万历三十七年八月三十日（1609年9月27日），明神宗下诏对陈献章追谥“文恭”。

明朝初期是一个学术气氛沉闷的时代，宋以来的程朱理学占据了意识形态的统治地位，思想界如同一潭死水。而陈献章在思想学说的创立，打破了程朱理学原有的理论格局，使明代的学术开始了新的阶段。陈献章晚年心学思想体系臻于完成，提出了“天地我立，万化我出，宇宙在我”的心学原理和“静坐中养出端倪”的心学方法。

明代心学发展的基本历程，可以归结为：陈献章开启，湛若水完善，王阳明集大成。可以说，白沙心学、甘泉心学和阳明心学，构成有明一代心学。因湛若水与陈献章有师承关系，二人学说总体上有继承性与一致性，可合称为“陈湛心学”，是阳明心学的直接源头。阳明心学和与陈献章的学说堪相一致，已是学界的共识，朱维铮说：“陈献章，是王阳明学说的真正教父”；“广东，是王学的策源地”。

陈献章学说高扬“宇宙在我”的主体自我价值，突出个人在天地万物中的存在意义，对整个明代文人精神的取向产生了深刻影响。

陈献章创立的心学思想，不仅开启了明代心学的先河，而且承接程朱理学的影响，又影响着明代中后期哲学家，还在宋代陆九渊心学和明代王阳明心学中起到了桥梁的作用。陈献章摆脱宋明理学繁琐学风思想的束缚，化繁为简，化约为陆学中养心涵养工夫，离朱入陆，提出以静为主的心学理论，在明代理学史上具有重大的意义，标志着程朱理学向陆王心学的转变，影响广泛。

陈献章的哲学思想具有宋明理学一脉相承的文化特征和基本精神。他所构建的理论体系的逻辑结构秉承了周敦颐所开创的“三位一体”的基本理论框架，以“为学之方”这一问题为核心进行展开。陈献章所提出的“为学之方”是通过“自得”的路径实现的，通过对“自得之学”何以可能的形上意义的追问，就推演出了“心道合一”的本体论；再向下追问“自得”在道德主体的生存活动中得以实现的归宿，就推演出了“自然”的境界论。

陈献章所构建的哲学思想体系体现出了十分浓厚的时代特征。既秉承了宋明理学“三位一体”的整体性结构和基本精神，同时也是站在认识论立场上对两宋至明初时期理学文化形式的反思。虽然陈献章的哲学思想在明代并未成为显学，但是其思想在整个宋明理学的发展过程中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是宋明理学自身逻辑发展中重要的一环。陈献章将“心”作为具有本体性质的概念提升到了与“理”相通的地位，使人在哲学体系中的核心位置又一次得到了彰显，推动了明代学术风气的转变，对后世的哲学家们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陈献章伦理思想的主要内容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他的仁爱思想，他的仁爱思想具有丰富的人文底蕴，既关怀广阔的现实民生，又追求一己的心灵自在，在他那里，仁爱是面向于天地万物的，人、大自然等无一不笼罩。二是他的政治伦理思想，他的政治哲学主要表现在爱国、以人为本的廉政主张以及“非才不治”的人才观念上。三是他的齐家修身思想，主要包括孝道观，贞洁观和理欲观。四是他自己的人生哲学，这主要包括梦如人生、顺其自然以及出世入世思想等。

陈献章的伦理思想涉及生活的方方面面，他的哲学思想自成一派，“江门学派”的创立是其心血所在。他和学生湛若水的“理欲一念”论为古代伦理学向近代转换提供最早理论准备。陈献章的伦理学说既继承宋明理学，又有新的开拓和发展，他以自己的行为和学说说明其伦理思想的可操作性，对现代伦理学思想具有重要启示作用。

陈献章的前半生过得并不顺利，作为中国古代读书人唯一的晋升之路—科举考试，他两次折戟。师从大儒吴与弼却失望而归。同时，岭南地区盗贼四起，家乡百姓水深火热。外部环境的恶劣，却没能影响到陈献章十年的坐阳春台，这就是源于陈献章调息静坐中“恬淡虚无、精神内守”的养生原则。这是调息静坐的第一核心要义，宠辱不惊、贫贱不移、威武不屈。摒弃杂念从而调摄心神，防止心神躁动，避免急火攻心、耗散心神。

从情志养生的角度来讲，七情平复，杂念不生，则脏腑气机顺达。情志养生讲究形神并治，原因在于形、神在病理、生理的关系上联系密切。《黄帝内经》中就提到“怒伤肝、喜伤心、忧伤肺、思伤脾、恐伤肾。”由七情所引起的脏腑气机失调从而引发的实质性病变数不胜数。而陈献章调息静坐中忘我的境界，起到了保持七情平衡而使神可以御形的作用。另外，七情引动，精气耗散，脏腑气机就将失调。如情志过激动，则可能导致气滞，进而引发血瘀，从而加重病情。因此情志稳定的要则之一就是调理气机。而陈献章在调息静坐中进入“恬淡虚无、精神内守”而忘我的状态，就可以使全身气机顺达，脏腑血运通畅。坎坷的陈献章和一路走来比较顺风顺水官至南京兵部尚书、吏部尚书的湛若水不同，儒家讲究“学而优则仕”，但陈献章始终没有在仕途上更进一步，哪怕是获得“真儒复出”的轰动名号，也更加跌宕了其内心中的愤恨。这才是陈献章强调调息静坐的原因，但这未尝不是哲学界的一件幸事。陈献章不仅求的是“心”和“道”，更是一种放松精神，稳定情绪，改善人体内环境的气功导引法。陈献章通过调息静坐，获得了精神世界的安宁，这为他的高寿做出了极大的贡献，可谓功不可没。所以调息静坐中蕴含的调节情志、通达气机养生思想不可小觑。

陈献章养生思想有如下几个特点：第一，对于静坐形式，陈献章反对繁文缛节，追求形式简单是陈献章调息静坐的特点。第二，禅宗大师紫柏真可提出了三种坐禅境界：下劣坐、平等坐、增上坐。下劣坐是以信仰为基础的；平等坐是以识三界本质为基础的；增上坐是以洞彻本心为基础的。因此陈献章调息静坐属于增上坐，而无需纠结其形式。第三，陈献章调息静坐也有其治病的目的。也即陈献章本人因身体虚弱，才通过学习驭气之术，即调息静坐来调摄身体。

陈献章的调息静坐在养生学中的定位是一种预防保健功法，但预防疾病的前提就是掌握自身情况并根据自身情况去制定预防对策。比如对于有家族遗传病病史的或者针对辩证原则确定人体不同体质后，以此为基础确定养生方向。所以陈献章提出的以自然为宗，不应简单的止于与自然同频也不应抛弃自身体质情况。还是要从人体本身出发，选择不同角度去修炼调息静坐。另外，以自然为宗的实质其实是一种整体观念。通过种种不同顺应四时的具体做法，已达到天人合一的状态。因此，陈献章调息静坐追求的其实是一种人体自身、人与自然和谐的状态。

陈献章面对明初社会文化转向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将教学育人的目标与国家命运、社会责任紧密结合，国家社会当以教育为本，而“学校之设，其重在乎得人”。重视教育，强调教育在国家治理、人才培养方面的作用，这是陈献章教育思想的根本目标。陈献章深切认识到教育的重要性，他认为若教育不兴，则大道难立、风俗难正、人才难得。除此之外，他还把教育与国家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把“风俗”与“人才”作为衡量一个国家能否长治久安的标准，认为只有通过后天的教育，国家才能培养出有贤德的人才，天下才能形成清正的风气，这也是他开馆设学、兴办书院的根本目的。

陈献章培养了众多弟子，为社会造就了一批人才，他们有的进入官场成为社会栋梁，比如湛若水、林俊；有的则走了完全相反的道路——归隐田园“宗自然”而淡泊名利，比如张诩、林光、李承箕等。但无论他们走了什么样的路，他们都能以自我为主体，发扬自我本性，洒脱自如，这不得不说是陈献章的教育思想在实践上的成功。陈献章不仅培养了众多弟子，造就了一批人才，还促进了书院的发展，不仅如此，陈献章还以教育正风俗，为岭南这个重商的地区注入了厚重的文化底蕴，改变了岭南地区的学术文化风气。

陈献章书法的第一个分水岭为成化十三年（1477年），此时陈献章书写的工具发生改变，之前所追求的出入晋人也开始转变，开始追求自己心中的书法形象。但是此之前的书法作品存世不多，大部分留存的作品基本上是五十岁以后所作。陈献章擅长的书体主要有三种：一是楷书，二是行书，三是草书。但是书家在实际书写的过程中并不会拘泥于某一书体，他更喜欢将字体融合，多行楷、行草。陈献章早年的楷书代表作以《诔潘季亨诗序》为最，翻刻为碑，得以流传，取法颜柳，从翻刻的碑刻中能看出陈献章的作品未见于成熟。后来的楷书作品更多地显露出欧的痕迹，《永恃堂记》可看出陈献章后期的楷书作品虽也瘦劲秀雅，笔势却更加放纵，未拘泥于形式，左右顾盼姿态明显，笔力则更加沉著。

陈献章的书法以成化十九年（1483年）为界，陈献章的书法风格转变极大，由瘦劲转向丰腴平淡，后将书写工具改用为茅龙笔，便慢慢走上了槎枒峭削、奇横开张一路。首先为陈献章所作成化五年（1469年）所作草书《应试后作》，是陈献章进京会试复下第所作，作为陈献章早年作品，此时的面貌已经摆脱时风的束缚，欹侧之势显现，参差错落，得苏黄之态势。其次是成化十九年（1483年）所作《南归》，这幅作品是陈献章向朝廷乞求归养，回岭南开始他的隐居生活时所书。此作品得苏轼风韵为多，此时的陈献章书法美学思想已经趋于成熟，在他的作品中放而不放之势已经显现，整体潇洒自然，用笔却还是瘦劲且显锋芒。

陈献章的书法观中充满着求新求变的思想，这种思想不仅影响着其书法取法与学习方法，也影响着其书写工具的创新。在陈献章的书法艺术中，茅笔是一个极具特色的亮点，其以自创的茅笔书法名垂青史。陈献章一生的书法风格是较为多变的，湛若水将陈献章的书写工具以五十岁为分界线，在五十岁之前多用兔颖，便是暗示陈献章五十岁之后多用茅笔，但并未明确说明书写工具与其书风改变的关系。而在陈献章逝世一百多年后，清代学者屈大均则是直接将茅笔和书法风格联系在了一起，可见茅笔的使用与其书法风格是有密切联系的。

陈献章诗歌创作有着独特的艺术魅力，在明代诗歌演进中有着重要意义和价值。白沙诗歌所取得的成就得益于他自觉的诗学见解，作为明代心学开风气的领袖人物，其哲学思想渗透到他的政治主张、文学思想、处世心态等方面。检《陈献章集》，其中论诗之语甚多，虽散布于题跋、序记、与友人的书札等散文及诗歌中，如同碎珠散玉，但无不有着明显的心学特色，并且呈现出一致贯通的特点，可以说，陈献章文学主张始终都处于其心学思想涵盖之下。

从陈献章的心学理论出发，陈献章的诗学理论首先就认为，人的本心与外部世界的互动，产生的感情，是诗的渊源。陈献章批评那些毫无感情、迷失本真、矜奇眩能的诗，不是诗。在强调诗抒发本心感情的同时，陈献章也强调诗要有风韵，并把情感和风韵统一起来。陈献章重视诗歌的作用，反对宋代儒家认为诗只是“小技”的看法，提倡认真作诗。陈献章的诗学观点，奠定明代性灵诗派的诗学理论，对诗歌发展的影响是很大的。陈献章喜爱用诗的形式阐发的理念，平易质朴而蕴含哲理，细读思之，顿有感悟。

刘吉等：献章为人貌谨，愿为诗文，有可取者，然于理学未究也，自领乡笃入太学，务自矜持以沽名，因会试不偶，家居海南，不复仕进，一时好事，妄加推尊，目为道学，自是从而和之，极其赞颂形，诸荐奏者不知其几，以其所居地名白沙，称为白沙先生，虽其乡里前辈素以德行文章自负者，亦疑之谓献章不过如是之人耳，何其标榜者之多也要之，皆慕其名，而不察其实者，及授官，称病，不辞朝，而沿途拥驺从列，又槊扬扬得志，而去闻者莫不非笑云。（《明宪宗实录》）

彭韶：①国以仁贤为宝，臣才德不及献章万万，犹叨厚禄，顾于献章醇儒，乃未见收用，诚恐国家坐失为贤之宝。（《陈白沙集》引）② 切见广州府新防县依亲监生陈献章，心术正大，识见高明，涵养有素徳，性坚定，立志愿学于古人，荣辱不足，以介意诚，高世之儒也。（《名臣经济录》）

胡居仁：陈献章学近禅悟，庄昶诗止豪旷，此风既成，为害不细。（《明史》引）

陈音：新会县举人陈献章所学醇正，所养光大。（《明宪宗实录》引）

贺钦：①检讨陈献章学术醇正，称为大贤。（《明史》引）②监生陈献章天性高明，学术纯正，非记诵辞章之流，实躬行心得之士，有格君之德，有经世之才，是诚当代之大贤，宜为士夫之矜式。（《医闾先生集》）

崔铣：成化中白沙陈献章，学禅而疏，一峰罗伦，尚直而率，定山庄泉，好名而无实，皆负巨望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引）

徐文溥：先朝有吴兴弼、陈献章者，皆以大臣论荐，崇以殊礼，虽二臣雅志，弗究厥用，然亦足以彰。（《明武宗实训》引）

魏时亮：薛瑄、陈献章、王守仁均得圣学真传。（《明穆宗实录》引）

詹仰庇：是故士之幸而生于我朝，其修身得道，妙契圣贤之真传，如薛瑄 、胡居仁、陈献章、王守仁者，既得进而从祀孔庭，庙食百世；其饬躬砥行，确守圣贤之正轨，如罗伦、罗洪先者亦得谥为文恭、为文毅，以六品之秩，而被华衮之褒。（《安溪县志》引）

杨道宾等礼部官员：献章澄心超物，萧然舞雩，陋巷之风，养志辞荣卓矣，进礼退义之概。（《明神宗实录》引）

黄宗羲：①有明之学，至白沙始入精微，其吃紧工夫全在涵养，喜恕未发而非空，万感交集而不动，至阳明而至大。（《明儒学案》）②先生之学，以虚为基本，以静为门户，以四方上下往古来今穿纽凑合为匡郭。以日用常行为殊为功用，以勿忘勿助之间为体认之则，以未当致力面应用不为实得。（《明儒学案》）

屈大均：阳明之学，多繇甘泉启发，而阳明亦未尝数言甘泉之师为白沙，则又何故？（《广东新语》）

冯友兰：白沙卒于明孝宗弘治十三年，时王阳明二十余岁。甘泉卒于明世宗嘉靖三十九年，与阳明时相辩论。阳明之学，虽亦自得，然亦必受此二人之影响也。（《中国哲学史》）

朱维铮：陈献章，是王阳明学说的真正教父；广东，是王学的策源地。（《走出中世纪》）

欧阳永裿：有明一代大儒林立，而能直揭本体，不为功夫节目所拘，则自先生始。（《陈献章集》引）

梁启超：他的学问，在宋代的几位大师中，有点像大程子，又有点像邵康节。那种萧然自得的景象，与其谓之为学者，毋宁谓之为文学家。古代的陶渊明，与之类似，文章相仿佛，学问亦相仿佛。再远一点，道家与之类似——老、庄之道，非陈、种之道，他的学问很像庄子。孔门弟子中，曾点与之类似。（《清代学术概要》）

缪天绶：在这个因循蹈袭的空气弥漫一时的时候，而白沙独摆脱一切，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与古今书家的二十场约会：论其对中国书法的历史贡献》引）

陈献章的父亲早逝，成了遗腹子的陈献章由母亲林氏独力抚养成人。特殊的家庭环境，使陈献章对母亲特别孝顺。他的诗文字里行间，也充满了报答亲恩的赤子之心。成化十九年（1483年），在应诏上京期间，陈献章收到了母亲病重念儿的家书，遂向宪宗皇帝上《乞终养疏》，请求归家奉养母亲。“天下母子之爱虽一，未有如臣母忧臣之至、念臣之深也。”感人至深的话语，至今读来让人仍觉满纸戚戚。陈献章祠牌楼的正中木匾书有“圣旨”、“贞节”字样，而在背面木匾的题字里有：“母节子贒”。牌坊上的“贒”就是“贤”异体字，意即“忠臣为国家之宝”，反映出朝廷对陈献章母子的嘉许。

陈献章生平作有大量的性理诗，由门人整理成《陈献章集》刊行，有《白沙子集》、《白沙诗教解》传世。

陈献章墓位于广东省新会市芦村皂帽峰。墓依山而建。墓前立有其学生湛若水于明正德十六年（1521年）所撰“明故翰林院检讨白沙先生改葬墓碑铭”石刻，后移江门市白沙公园内。

陈白沙祠位于广东省江门市西区大道仁贤里。明万历十二年（1583年）为纪念明代著名理学家陈献章而建。为四合院式建筑，由贞节牌楼、春阳堂、贞节堂、崇正堂、碧玉楼等建筑组成，占地约960平方米，门前有木石结构牌楼，牌楼立面三间四柱三楼。楼上有檐，檐下有玲珑致密的斗拱、枋椽及精美的瓦面雕饰，是广东现存的明代精巧牌楼。

白沙街道位于蓬江区南部，西与环市街道、杜阮镇相邻，南与新会交界，东面沿西江、江门水道与江海区隔河相望。辖区面积22.2平方公里，下辖54个社区居委会和3个经联社，常住人口28.3万人，以明代大儒陈白沙为名。

张廷玉等《明史·卷二百八十三·列传第一百七十一》

张诩《陈献章集·附录·白沙先生行状》

张诩《陈献章集·附录·白沙先生墓表》

湛若水《陈献章集·附录·明故翰林院检讨白沙陈先生改葬墓碑铭》

李调元《南越笔记·卷四·白沙先生》

蒋一葵《尧山堂外纪·卷八十六·陈献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