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元六年（718），唐玄宗“及还京师”，而后“迁书东宫丽正殿，置修书院于著作院”。因此乾元修书院改为丽正修书院。

开元十三年（725），四月五日，唐玄宗召集张说等大臣商讨封禅之事，与中书门下及礼官、学士宴于集仙殿，称“仙者凭虚之论，朕所不取。贤者济理之具，朕今与卿曹合宴，宜更名曰集贤殿。”（“集贤”，意为“罗致贤才”），于是下诏改集仙殿为集贤殿、丽正殿书院为集贤殿书院，并授张说集贤院学士，知院事。

至此唐朝设立在东都洛阳的皇家图书馆正式被命名为集贤殿书院。

集贤殿书院始于唐代开元年间，由唐玄宗颁诏，建立于东都（今洛阳）的明福门外，是官方最早称为“书院”的机构，它相当于一个国家大型图书馆。书院虽然不是后来意义上的那种聚徒讲学机构，但它为保存和传播文化典籍、开展学术研究、以及向国家举荐和选拔经世致用之才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在我国教育史上具有不可磨灭的开创之功。

人员编制：

学士（五品以上），知院事一人，副知院事一人，判院事一人，押院中使一人，待讲学士、修撰官、校理官、待制官、留院官、孔目官各一人，专知御书典四人，知书官八人，写御书一百人，拓书六人，书直八人，装书直十四人，造笔直四人等等。

供职于集贤殿书院的管理人员、修书人员，一部分是专职的，终身执着于编纂、整理及校勘典籍的工作；另一部分也同时兼职其他官职甚至重要官职。

据《旧唐书·本纪第十》记载：“壬辰，集贤学士裴濆撰《通选》三十卷，以拟昭明太子《文选》。”“辛卯,敕秘书省,集贤院应欠书四万五千二百六十一卷,配诸道缮写。”由此可见，集贤殿在藏书修书方面贡献巨大。

在图书的管理上，依类共分经、史、子、集四库，分别用红、绿、碧、白四色来区分，各库又分若干类。经、史、子、集四库书两京各一本，共一十二万五千九百六十卷，“皆以益州麻纸写”。除此之外，每当书籍储藏时，两都城各存一套，其本有正有副，且“轴带帙签皆异色以别之”。这种以图书自身装横来区分其类的方法，达到了古代图书收藏制度的高峰。

除分类典藏外，国家藏书机构为表明图书归属权，还正式启用了藏书印。

集贤殿除收集整理各种图书典籍、修撰国史时政外，还负有为朝廷“制诏书敕”的职责。

浑天仪铸成后，将其“置于武成殿前，以示百官”。然风雨侵袭，日晒雨淋，“无几而铜铁渐涩，不能自传，遂藏于集贤院”。

书院经费十分充足。

中国古代的书院遍及全国各地，数量达7000余所。据统计目前至少有400余所书院以学校、图书馆、博物馆等形式留存下来，成为各地的文化教育场所及重要的文化景观，服务于今人，造福于社会。 书院教育历时1000多年，是我国教育发展史上的一颗灿烂的明珠。可以说，书院是我国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结合得最为完美的地方。走进任何一所书院都能感受到那无法言说的庄重和人文氛围。那些“虽由人作，宛自天开”的风致趣闻，给人一种舒适、爽朗的感觉。置身其中，拂去历史的尘埃，古老的书院就会浮现在我们面前。

唐开元年间，国家富庶，经济和文化空前昌盛，史称“开元盛世”。开元五年（717年），唐玄宗任命学士马怀素为修书使，专门负责国家图书，并且组织了一批文士在乾元殿整理编辑国家藏书，又借来民间流传的异本，派人抄录，使图书更加丰富。还委派了官员负责管理，设立了乾元院。转年，乾元院改名丽正修书院。后来，在京都长安的光顺门外、东都洛阳的明福门外，也设立了丽正书院。

开元十三年，唐玄宗召集张说和学士们设宴饮酒，唐玄宗非常高兴。当众宣布：“朕和众贤士在这里饮酒欢乐，就叫集贤殿吧。”于是丽正书院更名叫集贤殿书院。任命张说担任集贤院学士，管理书院事务。收藏的图书多达53915卷，唐朝学者自己著作的书，即有28469卷，真可以说浩如烟海，盛况空前。所有的书籍都抄写正、副两份，分别在长安、洛阳的集贤书院两处收藏。集贤殿书院除负责收存图书外，还向朝廷推荐贤才，并提出政策方面、文化方面的建议。

书院，毕竟是皇家用来收集贮藏书籍的宝库，是推广和应用知识的地方，是经常同皇帝打交道的无比荣耀的机构，所以是读书人非常羡慕的所在。于是，一些私人也把自己的书斋书室夸耀为书院。开元年间曾经担任过集贤院学士的徐安负，退休后回到原籍浙江龙游，修建了自己收藏图书、读书治学的地方，便取名为九峰书院。

就这样官方的文化机构，逐渐演变成了私人读书治学处所的名称。直至唐朝灭亡的一个半世纪的时期中，湮没无闻的不计，有记载可查的，先后建立的大约有30多所书院。

为什么读书人对“书院”情有独钟呢？原来从汉朝起，私人讲学授徒的地方一直称为“精舍”，或者叫“精庐”。自从东汉时佛教传入了中国，到南北朝时期佛教盛行起来，佛教的经师们借用名称，把传经授徒的地方也叫做精舍、精庐。这一混起来，弄得僧俗不分，释儒难辨，不知道精舍、精庐是哪一家的。这种现象令自视为正统的儒学先生们头疼不已，不情愿同僧侣们共用这一名称。感到用书院来命名治学读书、讲学授徒，比较恰当，于是，最终用书院的称谓，完全取代了先前的精舍、精庐的称呼。

“书院”之称虽然出现了，但并不普遍，也还不是教育性质的场所，只能说书院尚处于萌芽阶段。

值得注意的是，有些书院除了文人学士自己在这里读书治学以外，还附带着教授子弟，或收徒讲学。有了学生，于是兼有了教学职能。如江西永丰的皇寮书院，本来是吉州通判刘庆霖来到永丰定居之后“建以讲学”的。陈衮建立的江西备安东佳书院，收集书籍上千卷，供来学者阅读，子弟到了弱冠年龄，都来这里就学。这时候书院已经具备了雏形。

五代十国时期，政权林立，连年战乱，官方办的官学受到严重破坏，但是，却为民间私人兴办书院提供了机缘。人们要读书求学，没有官学可入，可以进入书院学习，这就为书院发展创造了条件。像河南的太乙书院、江西的梧桐书院、匡山书院、广东的天衢书院，出现的书院数量虽然还不是很多，规模也不算大，但是已逐渐完成了向私立教育机构的转型，而且孕育着蓬勃生机，日益显示出书院在文化发展中的积极作用。

从这时开始，书院在社会不断展示其魅力，吸引名师讲学，吸引众多的弟子入书院攻读。